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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姓彩票2023-09-29 17:48

2023中国车市展望|二手车新政落地能否冲击两千万辆大关？******

　　1月1日起，二手车新政落地。按照《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个人在一年内过户名下车辆不得超过三次，且个人名下的车辆在购入一年内不能销售。

　　瓜子二手车高级副总裁王晓宇表示，以个人经纪模式为主导的二手车交易成为历史，行业进入以企业经销模式为主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瓜子二手车数据显示，从元旦开始，大多数二手车市场、车商以及交易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均已正常经营，市场人气开始快速恢复，线上平台交易量相比2022年元旦假期增长30%以上。

　　1月1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公开表示，2023年是各项政策全面落地的一年，二手车市场应该会全面恢复应有的活力，据预估，2023年二手车交易量应该向2000万辆大关冲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新政鼓励二手车经营主体去进行二手车交易，而在二手车产业中，只有二手车经营主体为主进行二手车经营才能够保证二手车整个营业体系维持正常发展。

　　车商以个人名义售二手车被限

　　《通知》中规定，2023年1月1日起，对自然人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售持有时间少于1年的二手车达到3辆及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二手车交易市场、拍卖企业等不得为其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不予办理交易登记手续，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名下持有时间不满1年的汽车有三辆及以上的，一年内只能卖两辆，第三辆车开始开不了交易发票，也无法进行交易过户；具体时间是看办理交易时，该车在个人名下持有时间是否满一年。

　　此前，我国二手车交易方式以经纪模式为主。所谓经纪模式是指二手车经营主体将收购的二手车过户到车商/员工个人名下，销售时再将该二手车过户登记到买家名下，这也就产生了个人“背户”现象。有二手车商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个人之间交易可以免征购置税，减少成本。而经销模式则是指先将车收购至公司名下，再对外销售，在这种模式下，需按照二手车销售价格的0.5%进行缴税。

　　“2022年11月的时候，二手车市场的负责人曾通知我们二手车经销商，11月特别是12月大家都忙着处理手头库存车。”环京地区二手车商陈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规模大的二手车商库存车较多。

　　“2022年12月下旬，基本都在抓紧处理挂在名下的库存二手车，12月交易量增长远超11月，基本达到年内高峰。由于自己的库存车比较少，手头积压车辆还算好处理，但市场上规模稍大的二手车商压力相对较大。”陈先生说。

　　二手车商老李表示，手头积压车辆较多的车商由于无法短期内处理完库存车，部分会采取将库存车分散到不同的人名下的方式。不过他表示，这只是短期的应急手段，并非长久之计。

　　尽管有的车商犹豫，但大部分车商表示，自然人交易受限制有利于行业发展，政策意图是好的。

　　二手车由个人经纪转向企业经销

　　在经纪模式下，二手车交易普遍存在规模小、车况信息不透明、无法保证售后服务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等现象。许海东分析称，新政策只是限制个人经纪模式或者是黄牛倒卖等情况，整体上利于行业发展。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新政的实施，未来二手车交易也或将像新车一样，实行经销模式。

　　王晓宇认为，“对于中小车商来说，应该积极拥抱二手车行业新政，进一步提高业务的合规性、透明性，加速从个人经纪模式升级为企业经销模式。”许海东表示，新政策有利于保证二手车行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补充表示，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车商不能坐以待毙，而应注重自身的转型升级，需要通过自身调节，找到与新形势的平衡点。

　　对于车商而言，调整首先需要注册个公司成为法人企业，经营范围中含有“汽车或二手车销售”的项目，或直接在原有二手车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汽车或二手车销售”业务；其次需要在商务部网站完成备案。

　　“该政策具有行业里程碑式的意义；大部分车商已有相应的准备，落地后各地车商群体根据当地政策细则也会做好进一步落地工作。”王晓宇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说道。

　　交易价格或将呈现下探趋势，品牌车商更稳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为1602.78万辆，同比下降8.86%，同期相比减少了155.7万辆，累计交易金额为10595.91亿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12月二手车交易价格持续走低，交易价格在5万元以内的车型占比增长明显。《2023年中国二手车行业展望》研究报告中分析称，2022年全年二手车的成交均价从6.16万下降到4.84万，呈现下降趋势；基于供应链产业成本趋势及国内激烈的新能源汽车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预计2023年二手车交易价格仍将呈现下探态势。

　　业内认为，新政实施以后，随着二手车经营品牌化、规范化的深入，预计2023年品牌化车商的经营将会呈现更加稳定的趋势。

　　随着二手车交易临牌、以及此前全国取消国五限迁等实施，当前二手车政策组合拳已全面落地，行业已经迎来全国大流通。“对广大车商群体来说，不仅应该积极拥抱二手车行业新政，加速从个人经纪模式升级为企业经销模式，提高业务的合规性、透明性与诚信度；更要善于利用线上平台抢占全国大流通的市场红利、进一步提升周转与经营效率，大幅提升自身竞争力。”王晓宇表示。

　　许海东认为，近年来商务部持续推动二手车限迁接触，加快流通，对于二手车行业发展极大利好，二手车的交易流通对新车市场销售也是利好突出；按照发达国家二手车与新车交易量的比例，我国二手车市场还将继续发展，同时也将带动新车市场、二手车出口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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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